戛纳电影节上,导演蒂埃利·夫雷莫接受了《综艺》的采访。他在采访中表示希望能够在电影节上放映葛塔·葛韦格的《芭比》和克里斯托弗·诺兰的《奥本海默》,但两部电影都未准备好。同时他还提到诺兰的电影将在今年年底上映,这引发了电影可能延期的讨论。作为一部充满杂糅化意旨的类型片,电影摒弃了单向度的“拿来主义”,在“精神游牧”的未来主义关怀中,探讨人存在于世的根本性哲学问题。在这个层面上,电影的哲思意义被无限放大。《宇宙探索》的主编唐志军作为“疯癫化”叙事的主要行动元,既充当了平民史诗超验化的英雄故事主角,又在啼笑皆非的荒诞化行为里,诠释了在宇宙多重褶皱处精神给予人的无限震荡。比起大多数人所定义的“旅行式科幻书写”,我更愿意把这部电影当成是库斯图里卡式的流浪行吟者之歌,或者是堂吉诃德、卡尔维诺化的诗性栖息之作。当然,那些在存在主义哲学话语看来极为重要的逻辑,似乎在电影中都融化于晓晓、孙一通等人“无中生有”(ex nihilo)的具体事件中,恰如巴迪欧“事件哲学”中的主体性拷问。不过,无论是如何获得与外星人对话的信号,还是我们能否坚信唐志军对未来的嗔痴之状,实际上,结果并不重要。毕竟,哲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某种追问的过程,笛卡尔、斯宾诺莎、德勒兹等人无一例外地告诉人们,在必然性的偶然中每个人都可能打开了哲学的大门。如此,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似乎是导演孔大山的科幻哲学命题作文,也是我们不必刻意对号入座的宇宙玩笑。